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视频截图
十二月下旬山东鲁能同江苏苏宁的足协杯赛事收场之际，意味着中国足球的2020年赛季正式告终。不仅一个赛季宣告结束，中国足协当月公布的严厉薪金管控措施，也促使中超彻底与资金无序的时代说再见。那个曾经创造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最佳纪录的时期就此终结，中超将要如何开启注重投入控制的新阶段，并创作出属于小投入的新篇章？
限薪
外援顶薪为税前300万欧元
同2018年实施的“工资上限”以及要求俱乐部开支逐年减少等较为缓和的手段不同，中国足协在12月14日于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上公布的新规更为严厉：2021至2023赛季期间，中超各俱乐部每季的财政投入上限设定为6亿元；本土球员的最高年薪为税前500万元，一队中本土球员的平均薪资标准不超过300万元；外籍球员的顶薪额度为税前300万欧元，所有外援的总薪资不超过税前1000万欧元。为了确保新规能够顺利推行，足协制定了配套的惩戒办法，一旦发现“阴阳合同”，相关俱乐部将立刻取消当期联赛成绩，并且在次年年份降级，同时牵涉的球员将被停赛两年。
这些数字在“金元时代”看来难以想象，相关数据统计显示，中超俱乐部先前几个赛季仅在冬季转会时机的开销就足以让世界足坛感到震惊：2016年冬季转会，中超俱乐部投入金额超过3亿欧元；2017年和2018年冬季转会期间，投入分别为2.33亿欧元和2.63亿欧元；2019赛季同期，投入为2.18亿欧元。2020赛季的冬窗交易因为相关政策的作用，被称作近些年中最不活跃的转会时段球迷网，中超各队的整体花费急剧减少，大约在2800万欧元，这个数额仅仅比2011年同期2429万欧元的记录略高一些，随着更严格的新规定实施，2021年冬窗的中超俱乐部总支出预计会进一步显著降低。
浩克等外援已经与中超告别。图/社交媒体
影响
中超或现外援外教撤离潮
清除掉“金元泡沫”之后，中超联赛的价值和地位能否受到冲击，答案几乎是确定的。许多世界级的外籍球员正是在这个阶段来到中超，他们所拥有的关注度也随之而来，例如浩克、特谢拉、奥古斯托、巴坎布、费莱尼、卡拉斯科、哈姆西克等人都是如此。一旦税前300万欧元的外援最高薪资标准落实，天价外援将不再出现，那些已经在中国超联赛踢球的名将们也会开始纷纷离开。
扎哈维、浩克、佩莱这些外籍球员已经不再效力于中超联赛，接下来可能离开的球员是谁目前尚无定论。目前在中超效力的知名外援，在合同到期后不会继续签约，因为顶薪政策的影响，这也导致那些外籍球员占主导地位的中超队伍都将进行人员调整。
以北京国安为例，比埃拉、奥古斯托和巴坎布是这支球队近些年关键的人物，他们组成了国安的“锋线亮点”。然而2021年是三叉戟的合约到期年，当这些人离去，国安队于2022赛季遭遇的是整体架构的调整。实际上需要调整的不仅是国安队，因为多数中超队伍都是依赖外援来构建自己的战术布局。
外籍教练的离开只是现象之一，一位行业内部人士向新京报记者透露，他们同样为未来难以聘请到著名外籍教师而感到忧虑，许多机构为优秀教练支付的报酬同样十分丰厚，由于机构整体预算有限，很难再聘请到知名教头，而一位出色的教练对于球队的价值往往并不仅仅体现在战绩上。先前媒体报道的世界足球教练薪资榜单上，有两名中超队的主教练位列前十名，他们分别是大连人队的贝尼特斯，年薪达到1350万欧元，以及广州恒大队的卡纳瓦罗，年薪为1200万欧元。据法国媒体透露，北京国安的主教练热内西奥的年薪也大约在800万欧元左右。在薪资上限的规定下，中超联赛今后是否还能迎来知名教练的加盟，仍然是一个有待揭晓的问题。
2013年和2015年恒大两夺亚冠冠军。视频截图
尴尬
中超球队外战将威风不再
2020年亚冠联赛有四家中超球队代表中国出战，分别是广州恒大、北京国安、上海上港和上海申花。其中广州恒大和上海申花在小组赛阶段即被淘汰出局，上海上港则未能进入16强，而北京国安则成功晋级8强，为球队史上的亚冠最佳成绩。当中超四大强队的亚冠征程全部结束后，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足球近年来在亚冠赛场上的辉煌时期已经告一段落。
中国职业足球曾经出现过一段被过度投入的时期，其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不过，巨额的球员引进费用和薪资待遇也吸引了许多高水平的外籍球员和教练，他们帮助中超联赛在国际竞技舞台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比如，2013年和2015年，广州恒大连续两次赢得亚洲冠军联赛的冠军，还有2017年和2019年，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都成功闯入亚洲冠军联赛的四强，这些成就中，实力出众的外籍球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2012年恒大闯入亚冠八强之前，中超球队在亚冠赛事中处境艰难，连小组出线都十分不易，即便勉强出线，也往往在淘汰赛阶段即被淘汰出局，未能走得更远。高额的投入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这成为了促使中超俱乐部不断加大投入的重要因素。
知名外援外教陆续离开后，中超队伍在亚冠联赛中的前景如何？多数人持消极看法，最坏的情况被设想为“重新跌回十年前的水准”，并且普遍认为北京国安在本赛季闯入八强，可能是未来数年中超球队在亚冠赛场能达到的最好结果。
多年来，中超队伍对海外教练和外援高度倚重，这种倚重不仅反映在亚冠赛事，在国内联赛中更为突出：连续三个赛季，16支中超俱乐部中仅约四分之一聘请本土教练掌印；外援球员占据了各队攻防两端的核心位置，国内球员发展空间受限，即便2020赛季状态有所好转，但在20轮比赛结束后，他们总共打入155球，仍比外援球员的287球进球数少很多。最严格的薪酬规定被视为纠正中超队伍过度依赖外籍球员和教练的显著手段，在急转弯的磕绊之后，中国职业联赛的俱乐部必须逐步适应，只是目前尚不清楚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稳定。
12月14日，中国足协在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上公布了更加严厉的改革措施，相关视频画面被截取下来
出路
“小成本”中超路在何方？
过去兴盛的中超现在必须思考自己的前景了，当知名外援离去时，本土球员能力未提高前，中国顶级职业足球联赛凭什么吸引观众的喜爱？中超赛事授权曾有过五年卖出八十亿（后来改为十年售出一百一十亿）的鼎盛时期，由于联赛内在价值有所降低，被认为不再有足够吸引力的中超需要安排好自己的“紧缩时期”。
痛苦是无法躲开的，中国足协负责人陈戌源在职业联赛专项治理会议之后与媒体交流时表示：“许多中超队伍缺少外籍球员后，比赛能力差距悬殊，这对中国足球进步而言并非有利。”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当大部分队伍的关键岗位由外国球员把持时，本土射手获得的发展机会和认可并不充足。在过去的十年里，金元足球时代，只有武磊这位本土球员能够战胜外籍选手，摘得中超金靴的荣誉。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优秀外援的离开会为国内球员创造更多上场实践，然而外援使用数量的规定并没有随着限薪政策的实施而相应地做出改变，这种做法显然与限薪令设立的最初目的相违背。
近些年时间里，关于外援的出场规则多次发生变化：2017至2018年期间，每场比赛中外籍球员累计可参与比赛三次；2019年6月，中国足协修改了相关规定，要求单场比赛中同时参赛的外籍球员数量不能超过三个；2020年赛季，为了提升联赛的观赏效果和比赛水平，外援政策再次调整，改为每队可报名五名外籍球员，但实际参赛人数限制在四人以内。新赛季呈现的一个怪现象是，外援的报酬水准有所下滑，然而他们参与比赛的总次数却比过去金元时期还要多，国内球员因此并没有获得更宽广的发展机会，而且他们还要面对刚刚加入国籍的球员这一新兴竞争者。
低成本时期来临之初必然会出现诸多乱象，例如存在矛盾的政策，又比如支持者需要立刻适应自己喜爱的队伍更换了全新的称谓。12月31日是某人的二十八岁生日，不过或许这是北京国安的最终生日，依据中国足协公布的《各级职业联赛施行俱乐部名称非公司化变更通告》，国安、泰达、建业、亚泰等在中国足球界已存在二十余年的名称将不再使用。这是存在广泛分歧的调整，由于在追随者的心目中，这些称谓早已超越商业象征，被看作是历史延续，正因如此，昔时上海申花支持者才会在球队归属发生更迭时，竭力维护申花品牌名称得以保留。
投资商、运动健将、指导员、支持者，中超“低成本时期”的来临仿佛波及了每一位中国足球工作者及关联人士，下一步该怎么做？前景依旧模糊不清。
中超千万欧元级引援不完全统计
奥斯卡 6000万欧元 （切尔西 - 上海上港）
浩克 5580万欧元 （泽尼特 – 上海上港）
特谢拉 5000万欧元（顿涅茨克矿工 – 江苏苏宁）
保利尼奥 4200万欧元（巴萨 – 广州恒大）
马丁内斯 4200万欧元（马竞 – 广州恒大）
巴坎布 4000万欧元 （比利亚雷亚尔 – 北京国安）
卡拉斯科 3000万欧元 （马竞 – 大连一方）
莫斯特斯 2900万欧元 （科隆 – 天津权健）
拉米雷斯 2800万欧元 （切尔西 – 江苏苏宁）
阿瑙托维奇 2500万欧元 （西汉姆联 – 上海上港）
伊哈洛 2330万欧元 （沃特福德 – 长春亚泰）
哈姆西克 2044万欧元（那不勒斯 – 大连人）
维特塞尔 2000万欧元 （泽尼特 – 天津权健）
中超冬季转会期标王（2011赛季至2020赛季）
2011赛季 克莱奥 400万欧元 （广州恒大）
2012赛季 巴里奥斯 850万欧元 （广州恒大）
2013赛季 埃尔克森 650万欧元 （广州恒大）
2014赛季 蒙蒂略 750万欧元 （山东鲁能）
2015赛季 高拉特 1500万欧元 （广州恒大）
2016赛季 特谢拉 5000万欧元 （江苏苏宁）
2017赛季 奥斯卡 6000万欧元 （上海上港）
2018赛季 巴坎布 4000万欧元 （北京国安）
2019赛季 保利尼奥 4200万欧元 （广州恒大）
2020赛季 洛佩斯 546万欧元 （上海上港）
